“缝小肛”事件的真相?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缝小肛事件,又把医患关系这一热点拱上了头条。

说实话我挺同情媒体的,因为体制内的关系无法挖掘有“内涵”的新闻,于是只能找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题,吸引老百姓的眼球。无疑,医患关系题材很符合要求,媒体朋友们能写出看似“探讨到深层次问题”的文章,并且可以成功地将老百姓的怒火引向医院和医生。

本次事件有两个争论点:一、产妇的肛门是被缝上了,还是如医院所说,助产士给她做了个免费痔疮手术?二、助产士是否向家属索要红包?第一个问题应由卫生砖家解答,而深圳市卫生与人口计生委通报了初步调查情况,认为助产士张某并未缝产妇肛门,而是进行了肛门痔疮止血。可惜由于砖家在人民心中已无公信力可言,大家都不相信砖家们的话,认为绝对“有黑幕,有勾结”,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至于是否索要红包,这更是难查,因为在场人就是他们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没有确实的证据前,谁也不能断定。当然,就算以上问题没有最终解决,助产士同志仍是犯了板上钉钉的大错:知情不报,越俎代庖。不过,我个人还是十分钦佩这位助产士的,她还当什么助产士啊,直接上手术台做“一助”、“二助”都行!

遇上这么一个事件,媒体们高兴了。“产妇未给红包遭缝肛门报复”,多么劲爆的标题啊!请问记者同志,你写报道的时候看了人产妇的肛门了吗?确实缝上了吗?有没有痔疮呢?什么,没看,那你瞎写个什么劲儿啊!不是反对你们写,而是请你们写的时候首先注意新闻的真实性,这一点难道还需要外行来提醒你们吗?

作为一个非临床专业的医学生,我很庆幸当初没因为一时冲动而转到临床去。面对如此恶劣的医疗环境,难怪中国近6年来,有近100万人通过执业医师考试,而通过考试却不注册的人数,竟然高达40万(通过医师资格考试后,必须注册才能从事临床执业)!

说着说着可能又要重弹“医患关系为何如此不和谐”的老棉花了,08年的时候我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胡扯过一回,如今我不愿意空口说大话,而是分享一些亲身经历吧:

  • 在外科实习的时候,实习生的主要任务包括换药、拆线、拆引流管、上台当“三助”乃至“四助”。就拆线这一项,病人多的时候,足够我忙一上午。每次拆线前须到无菌室备料(包括拆线盆、消毒棉、消毒纱布、镊子、剪刀),但是剪刀大概算是比较贵的物料,所以统一由护士保管,因此备料时寻找不到这些“天使”是常有的事。那怎么办?病人可没有耐心等你慢慢找护士。后来师兄师姐们传授给我们“针头大法”,说白了,就是利用注射针头前端的锋利处(可能就1mm左右)割断手术线。其实这种方法是很危险的,如果操作不慎,可能会刮破病人皮肤,引起感染。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形势所逼啊。
  • 在呼吸内科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是一个也才本科毕业不久(还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按理说是不能独立诊断开处方的,不过我敢说这种情况在很多医院屡见不鲜)的年轻人。一天轮到她值班,中午她去了其他科会诊(该院的规定是,谁值班谁去接当天的会诊单),不料她的某个CA病人突发紧急状况,生命危在旦夕。要不是那天我正好提前去上班,碰到家属求援,赶紧通知她回来处理,后果不堪设想。当时还未到正式上班时间,办公室里空无一人。这事按理说是指导老师的责任,但她还委屈呢:不去会诊要受罚,去会诊吧,结果又出了这档事……而在呼吸内科,由于危重病人多,值班医生往往整夜都不能睡,随时待命抗击死神。

如此事例可以信手拈来。我觉得,除去一些道德沦丧不能称之为人的,大部分医生是有良心的,有人性的,不会动不动报复,动不动害人。可能大部分医疗事故的责任在于医方,但他们绝不会是刻意的。即使医学发展到今天,医生对于大部分疾病还是一筹莫展,更不敢夸口说“治愈”。一个肾衰竭的病人,内科医生可能建议他终身透析,外科医生可能建议他肾移植,两者有利有弊,均不能保证100%有效;不是说什么你没熟人医生就要你手术,你找了熟人就可以避免手术。至于收红包、拿回扣,也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

写这些无意为医院或医生辩解,我只想表达:在这个时代,真相很难追寻。

坐诊

早上八点,我准时把钥匙插进217的锁孔,开始一天的工作。

如你所见,我的“工作”就是等待门诊接收的SA病人,让她们填写我绞了几天脑汁编出来的调查表,而这一切,是为了我那一辈子一次的本科毕业论文。

然而,事情发展总是在我意料之外——

还没把凳子坐热,一个老爷爷探头进来,“医生啊,请问对面的雾化室怎么没人啊?”
我:啊?没有护士在吗?可能还在开早会吧。
爷爷:我前两天来也是这样,都八点十分了!!
我:……

老爷爷走后没多久,正当我努力适应着走廊外嘈杂的说话声和婴儿的哭闹声时,一位年轻女士踏进门槛。
女子:您好,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尽快挂上号看病啊,我都来了三次了还没看上。
我:如果您希望节省时间的话可以先预约的。
女子:我之前咨询过了,预约也要专门抽出时间来一次,不是你今天来就可以预约,而且预约上了还要等通知,还得再来一次。如果我现在去挂号,今天上午能排到我吗?
我:这个…我也说不清,看今天候诊室这阵势,早上又得排到十二点半了吧。
女子:看个病咋这么难呢?
我:……

也许是护士站的护士太忙了,过往人群看到我这里闲着,就会纷纷进来问话。这不,又一中年男子上门了。
男子:医生,能不能帮我看看这化验单?
我(接过来):恩,都是阴性啊,正常。
男子:这个XX抗体是什么啊?
我(糟糕,我也不知道,真的没在书上见过):呵呵,我也不知道诶。你去问问隔壁的医生好了。
男子:你不是医生吗?隔壁现在没人,要不我也不会跑过来这边啊。
我:我确实不是医生。这样,你看看每个项目右边不是都有参考区间嘛,基本上在区间内的就表示正常啦。
男子:哦。那我还想问问,我老婆要做优生优育检查,应该做哪些项目?
我:这个你得问计划生育科的医生了。
男子:计划生育科在哪?
我:205、206、207都是。对面的隔道里左转就是。
男子:谢谢医生。
我:……

一天下来,我听到了无数声“医生”(虽然我不是医生),收到了无数声“谢谢”。我想我终于理解了为何特鲁多要在他的墓碑上刻下: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我严重建议,医院方面应增设一职位:综合咨询师。功能嘛,相当于江湖百晓生。我看到了这方面强大的市场需求,如此一来,既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又缓解了部分就业压力,一箭双雕。

我眼中的公共卫生

以前我总认为,要了解一个事物,莫过于从定义入手。所以,当我第一次知道“维基百科”的存在时,我迫不及待地键入了public health,想知道这个权威的百科全书对公共卫生是怎么解释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经典的Winslow定义:“public health practice as the science and art of disease prevention, prolonging life, and promoting health and well-being through organized community effort for the sani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control of communicable infections, the organization of medical and nursing services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prevention of disease, the edu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personal heal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machinery to assure everyone a standard of living adequate for the maintenance or improvement of health.”尽管它很长很详细,但我还是觉得抽象。不过,它可以作为我向别人解释自己专业的范本:公共卫生就是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控制传染性疾病、教育人们关于个人卫生的知识、组织医护力量对疾病做出早期诊断和预防治疗,并建立一套社会体制,保障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能够享有维持身体健康的生活水准。当然后来我明白了,定义并不是绝对和唯一的,对一个事物的理解,单纯依靠定义远远不够,因为那不过是某个人自己的观点,恰好它又说中大家心里的共通之处而已;那每个人还剩余的一点点不同的想法呢,就悄无声息地被埋没了。

然后,我开始把眼光投向了历史。历史虽然无法被改变,但可以诉说。黄仁宇先生在写作《万历十五年》时提出了“大历史(macro-history)”的概念,此君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他国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这是一种宏观的、站在高处看问题的思路。我觉得,看待公共卫生亦应如此。医学初生之际,公共卫生已伴随左右,只不过彼时还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及至后来从医学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学科不过百年,但此中情形,常人不难想象: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就已意识到水、空气、地点、饮食等多种因素均会影响人的健康;古罗马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建造起相当完善的水管供水系统;当14世纪整个欧洲陷入黑死病制造的恐慌时,聪明的法国人发明了粗糙的检疫制度;而统计学和流行病学的起源和发展,让我们能够科学地掌握群体情况。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一点:随着技术的进步,公共卫生体系的范畴也在逐渐扩大。渐渐地,有了所谓医疗系统,有了所谓疾病监测系统,有了所谓卫生立法机制……所有这些,一点一点完善了公共卫生。

也许,我们是幸运的。在误打误撞进入预防医学专业,懵懵懂懂不知公共卫生为何物之际,我们的祖国大地上,正接二连三的有公共卫生事件发生。03年SARS席卷全国留下的阴影还未散去,禽流感、手足口、甲型流感便接踵而至;这边吉化爆炸处理不当致松花江污染,那边太湖蓝藻大爆发;人们尚在埋怨黑心商贩竟把奶粉作假,不料行业潜规则原是往里加三聚氰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从未像现在这样热衷扎堆,好像一夜间我们知道了“公共卫生”这个概念,然后第二天发现,原来公共卫生无所不在。事实上,我们不过在走别人走过的老路:100年前,美国的厄普顿·辛克莱、卡森等估计从未料到他们的作品《屠场》、《寂静的春天》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更促成了FDA、EPA的成立;50年前,日本在战后高速发展之际,接连出现一系列怪病(后来大家所称的水俣病、痛痛病等),在世界八大坏境公害事件中占了四席之多……事实上,公共卫生事件的不断增多,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良副产物,一方面也是由于体制的透明度不断增加。而这,正呼应了维寇的观点——公共卫生的历史是不断地重新定义“不能接受的”的记录。社会对各种健康问题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作出不同反应取决于这些问题是否超越当时社会的容忍程度,当健康问题从社会“可容忍状态”转变为“不能接受的”状态,社会就会采取集体行动,作出公共卫生反应。那么,从生活中,我所认识到的公共卫生,可以一句话概括:凡是涉及人的健康的领域都是公共卫生的研究内容。我一直认为,五年的学习最终应把我们培养成对各类健康议题具有敏感度与行动力的公卫人。

很久之前我看过一本《无效的医疗》,作者本意在批判过度医疗的坏处,但里面提到的一个细节让我思考了一些问题。英国社会医学家托马斯·麦奎恩得出这样研究结论:肺结核的消退约有92%是归因于生活状况改善,而抗生素应用只占8%。抗生素可算20世纪医学界最轰动的发明之一,难道说现代医学真的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具有影响力?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公共卫生的强大力量。现代医学是否遭遇了“瓶颈期”?各类学科都在向宏观以及微观方向发展,医学也不例外。但我却越来越觉得,医学领域的研究分类越细,成果越多,可用的或者说有用的却越来越少?现在看来,公共卫生领域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基础研究可能会使论文、成果频出,但公共卫生,难道不是一门应用学科,难道不应把重点放在如何把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可应用的成果?

笔走至此,似已离题万里。那么说回来罢。其实,公共卫生离我们很近,它存在于我们吃的饭菜、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存在于居住的环境、工作的场所,存在于制度、政策、法律,也存在于每个公共卫生工作者的心里。

注:本文之所以如此主旋律,缘于它是学完某课程后需上交给老师的心得。篇幅所限,不少地方可以拓展开去,暂留日后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