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那些话,那些人,那些事

敢情又是一个多月没写，照这样下去，我想这里也快荒废掉了。懒惰果然是强大的敌人。我总想着要在这里写一点稍微“上的了台面”的东西，所谓上的了台面，就是比较正式、不是啰嗦的废话堆砌起来的垃圾。可是到头来，还是只能制造垃圾。而且由于懒，连垃圾都制造得很慢。 前天，在离我家不到20公里的Taixin，又发生了一起幼儿园惨案。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是矛盾激化导致骇人听闻的事件越来越多还是由于传播方式的变革使我们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多？两者兼而有之吧。我只是希望这样的“转型期”能赶快过去。有人在推特上提到十几年前流行的劫机事件，提到新闻的示范效应。但如今的媒体早已不是十几年前的媒体了，就算真理部下令，世上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至于“杀贪官英雄，杀孩子狗熊”以及“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之类的调侃，也许愤怒的网友觉得这是心声，但最终会归于沉寂。君不见地震一来，疫苗和地沟油就消失不见；而Taixin案一出，地震带来的震撼也暂时被遗忘。何况杀了贪官，推翻了ZF，这个世界就会好吗？ 《金钱帝国》不能算精彩的片子，但是它却让我知道了香港廉政公署成立的缘由。纵使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如此，ICAC最终还是让HK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语出维基百科）。别人的经验是否能给我们启发呢？我不知道。当然，我知道的是经验不能随便套用，否则便犯了“拿来主义”的错误，不管怎样，我们都是要讲“中国特色”的。我不明白的是，我们并非事事都办不好，很多时候，我们在国际友人面前挣足了面子，却不能把民生看得像面子工程一样重要（比面子重要就更不可能了）。 去年接触控烟相关课题的时候，读到了一篇介绍各国禁烟历程的综述。我本来以为，很多公共卫生事件，是因经济发展而生，也是因经济发展而终结。所以公共场所禁烟成功这回事，大约只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事实却是，巴西、南非也做得相当好。我国呢，相关论文倒是一篇篇产出，相比之下执行力差了许多。所以我疑心，我们的机关在执行上级命令的时候，大约总是选择性地把“面子”发挥到了极致，而真正有益的事情往往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