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读到了弗洛伊德建构偏执狂理论的案例，甚感有趣，在此与众分享。简单说来，弗氏的建构过程如下：

首先，弗洛伊德发现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许多妄想症患者可以大致归为四种类型——嫉妒、被爱妄想、被害妄想和自大；

紧接着，弗洛伊德提出疑问：为什么妄想症通常是这四种类型？这些幻觉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然后，弗洛伊德得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显然提出问题和得到资料这两者的先后顺序我并不是很清楚，但也无关宏旨——还是先看这资料吧，它是Daniel Paul Schreber的私人日记。说是私人，其实根据George Eaton Daniels的说法，“The (Schreber) family had many copies of the book seized and destroyed,but,fortunately,a copy fell into Freud’s hands.”先引用一段话说说Schreber是何许人也——

Daniel Paul Schreber生于1842年，是一位博学、幽默、温文有礼的首席法官。他因出现幻想导致精神崩溃，数度被送往疗养院治疗，而这段患病的不幸经历，也被他生动详尽地写成篇幅庞大的《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从虑病失眠，到错觉、幻觉交逼，史瑞伯的身心饱受迫害折磨，一意求死，再到“神迹显现”，以弥赛亚自居，肩负著救世的使命，其间还穿插着要以昂藏的男子之躯，去势变性为女人的念头；史瑞伯的妄想症状多采多姿，令人叹为观止。不仅于此，他更在字里行间展开滔滔雄辩，为一切荒诞古怪的思想内容归纳出一套癫狂的逻辑。

正是在对这本日记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弗洛伊德在1911年发表了他革命性的论文“Psychoanalytic Notes Upon an Autobio-
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Dementia Paranoides)”，提出了他的观点：妄想症的核心是一种无意识的、带有同性恋愿望的幻想。弗认为任一妄想症患者的无意识幻想可以用“我（一个男人）爱他（另一个男人）”句式来表达，当然此处的男人均换成女人也是可行的。由于同性恋为社会所不齿，妄想症患者在无意识中会竭力歪曲他的同性恋幻想，于是上面的句式经过一系列转换就会衍生出四个句子——
1.改变句子的主语
不是我，而是她（我的性伴侣），爱他。
2.改变句子的宾语
我不爱男人，因为我爱女人。但男人爱女人是“正常”的，因此只能再把主、宾语颠倒过来，变成女人爱我。
3.改变动词
我不爱男人，我恨男人。而无缘无故地恨人显然也站不住脚，所以进一步衍生为男人恨我。
4.拒绝整句话
我不爱男人，因为我谁也不爱。这句的潜台词是我谁也不爱，除了我自己。
你发现了没有，这衍生的四个句子恰好对应妄想症的四种类型：嫉妒；被爱妄想；被害妄想；自大。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弗氏的空想而已，没有科学依据。的确，精神分析一直不入学院派心理学家的法眼，很大原因是由于它的理论很难被科学检验。但是从弗洛伊德的妄想症理论中，可以推导出一些预期描述：
妄想症患者可以表现出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的证据；
同性恋不会产生妄想症；
男性患者的被害妄想只针对男性；女性患者的被害妄想只针对女性；
而这些推论，也多多少少在临床中得到了验证，说明这一套理论显然是有其合理性的。

对于弗大师，我想引用搜索到的某篇读书笔记中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感受：Once again Freud blows my mind with his ability to link sexuality to every aspect of the human beings’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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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深藏着八卦，所以我喜欢历史的理由很简单：为了满足我的八卦心理。每当我发现一个之前从没听说过的故事，比如戴望舒曾苦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未果，甚至还以自杀相逼；比如瞿秋白在长汀被捕之后，写下过一篇以《多余的话》为题的自传性质的长文，我的内心都满溢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快感。

可能有人会说，你怎么如此粗鄙呢？那又有什么关系！把历史拆解开来，History=His+Story，难道你们从小到大的历史老师没讲过这个无聊段子吗？

可能又有人说，你这种态度，永远也学不到历史的精华吧。抱歉，历史的精华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是考证？历史本来就有其不确定性（我并不否认考证的重要性）；是预测？以史为鉴说了这么多年，事实上又真的鉴到了什么。

我喜欢历史，只是因为它有趣。年鉴派大师布洛赫都说了，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大师在写作《为历史学辩护》的时候，本意应该是想写成通俗读物的，因为他在导言里说道“对一个作者来说，至高无上的评价，莫过于赞扬他对学者和学童都能以同样的口吻说话”，但囿于当时的条件，他甚至没能成书，而我看到的，是不甚紧密的结构和散落的佳句。当然这不妨碍我对历史的稍微深层次的思考，我喜欢历史，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任何学科，有了人的参与，就很难称之为科学了（这里的科学是狭义的），也正因为有了人，它复杂起来，生动起来，变化起来。我喜欢历史，还因为我喜欢时间的不可逆特性。曾经的人和事逐渐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故事还在，他们的传说还在。现在的我们，对于将来而言，也不过是那“故事里的人”。想想看，未来世界在谈论2010的时候，也会知道地沟油、坏疫苗以及迁徙到HK的古鸽。这是多么奇妙的体验！

最后，我还以为，这个新版的书名起得不好，历史不需要辩护，就算被谁误解，它永远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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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结构研究的深入，人们渐渐发现，原来自然界中蕴含着如此之多的Fibonacci数列——植物的“叶序比例”、鹦鹉螺的“等角螺旋”、蜘蛛网甚至于音乐中的音阶等级[1]；更不用说与Fibonacci数列相关的黄金比率（Golden Section Numbers）[2]的应用实在是数不胜数——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纽约的联合国大厦、平常使用的信用卡的长宽比。

Saint Joseph’s University的Rachel W. Hall教授，写了一本名为《跨文化的数学》的小册子，里面提到了诗歌中隐藏的Fibonacci数列[3]。

在诗歌中，韵律是由音步控制的。梵诗中的音节有两种，长音L和短音S，并且它们的比例为2:1。那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梵诗中，如果每一行被读出来所花费的时间相等，那么我们可以做出多少个长短音节的组合呢？

假设花费一个单元时间，我们只需一个短音节S；
那么花费两个单元时间，可能的组合有SS和L；
花费三个单元时间，可能的组合有SSS、SL和LS；
如果花费四个单元时间呢？有四种组合？错！事实上，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是五种：SSSS、SSL、LL、SLS以及LSS。
接下来不用多说，你应该看出来了，它也符合Fibonacci数列！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规律是由生活在12世纪中期的一位叫Acarya Hemacandra的人发现的，而他比Fibonacci数列的提出者莱昂纳多早了70年……

是不是很神奇呢？其实，梵诗里还藏着另外的东西——

举个例子，我要用四个音节来作诗，那么可能的组合有

四个短音节S（SSSS）| 1种
三个短音节S和一个长音节L（LSSS,SLSS,SSLS,SSSL）| 4种
两个短音节S和两个长音节L（LLSS,LSSL,LSLS,SSLL,SLLS,SLSL）| 6种
一个短音节S和三个长音节L（SLLL,LSLL,LLSL,LLLS）| 4种
四个长音节L（LLLL）| 1种

这个数列是否也很眼熟呢？对了，这不就是鼎鼎有名的杨辉三角（国外称帕斯卡三角Pascal’s Triangle）中的一行吗？

而这个发现，据说是由生活在公元前200年的Pingala完成的，哦买噶，怎么这么多奇人异士啊~~
————————————————————
注释:
[1]许多民族音乐采用五度音阶，自然音乐采用八度音阶，而古典音乐和当代音乐则采用十三度音阶。援引自《数学——描绘自然与社会的有力模式》。
[2]如果我们成对地抽取Fibonacci数列中连续的数，它们的比值将越来越接近黄金比率。
[3]下文的例子译自R.Knott教授收集的资料，因为感觉他的版本更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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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教科书还是其他的书，只要在里面发现了有意思的话，或者我认为正确的话，就把它记到笔记本上并背下来。而且，我还记下在那里面出现的外来语、人名，再通过别的书来试着查找它们。

我觉得，这严格说来并不能算“他”的方法，而是每一个人在读书的过程中都应当发现和使用的方法。它使读书变成一种乐趣。试想，当你津津有味的捧读一本书时，忽然看到一个从未见过的新鲜的名词，你一定迫切的想知道它的意思；这时你会主动的去找和它有关的另一本书，由这“另一本书”又可以发现“另另一本书”、“另另另一本书”；等读到“另另另另…一本书”的时候，回过头一看，哈哈，此时关注的中心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名词了，而对当初的那个新鲜词，由于有了这么多“另另”的积累，早已把其来龙去脉吃得一清二楚了。在这个寻找联系的过程中，因为有好奇心的驱使，你不觉得累，也不觉得乏味。

这又使我想起早前看过的一档日本娱乐节目：参赛者通过询问过路人的目的地（问过之后必须随该位路人一起到达那个目的地），辗转地最终到达节目给定的目的地。假使节目给定的目的地是香港国际会展中心，而参赛者在日本街头拦住的路人却是前往佛罗里达的，那么不幸的（其实也未必不幸），他们就不得不去了美国之后再想办法如何去香港。想一想，这和读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把读书的最终目的地设为真理的话，我们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必然要绕很多弯子，学很多看似不相关的东西，但正是这些不相关把我们引向真理啊。寻找真理的过程，也许崎岖，也许痛苦，但要是你抱着欣赏（风景）的态度，也未必不是享受。

PS:说到联系，我又想扯上网络。Web1.0的一个特征是超链接（这也是Web的基础），它把相关的或不相关的东西都呈现给你，带你感受Link的神秘；Web2.0的一个特征是标签，它把高度相关的东西堆在一起，让你体验tag的快捷。有了网络和搜索引擎，读书从未如此方便。很多时候，我都希望自己的脑袋像谷歌搜索百宝箱……（好吧，我承认，最后这句很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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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淞沪会战-维基百科
[2]南京大屠杀-维基百科
[3]关于《南京!南京!》的沉重话题
[4]《上海通信》:日本记者眼中的淞沪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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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后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锤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借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

三卒随令诸妇女尽解湿衣，自表至里，自顶至踵，并令制衣夫人相修短，量宽窄，易以鲜新；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羞涩欲死之状，难以言喻。

比起清军制造的“扬州十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张献忠的“屠蜀”算是一件。
《蜀难叙略》记载“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
《三垣笔记》则述“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压之。”
人为什么会变态到这种地步呢?战争为何能让人变得禽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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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的诗

林徽因留下的文学作品，虽然涉及的题材广泛（诗歌、小说、戏剧），但还是以诗歌闻名的。
我不知这本《林徽因文存》是否收全了林氏的诗歌，但读下来的整体感觉是，诗歌还不如那几个短篇（我尤其喜欢《绣绣》）。大概我对那个时代的新诗还是没有爱吧，喜欢的两首分别是《深夜里听到乐声》和《莲灯》。虽然编者在前言里反复强调林的乐观态度，但我在她的诗中，始终感觉到是淡淡的哀愁占了上风。比如这句：

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
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

纵使有“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枝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这样激励人心的句子，终究以“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结尾。

契诃夫的小说

忽然扯到这位俄罗斯小说家，但愿不会显得太突兀（前两位起码还有一点点联系：胡适的好友徐志摩先生是林小姐的绯闻男友、胡适尊崇的梁启超先生是林小姐的岳父诸如此类）。
老实说，契氏的名声不可谓不大，但我对他的印象仅停留在课本上的《变色龙》以及《套中人》，由此可见，义务教育阶段的我根本不懂得去“课外拓展”。教材只能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个人，了解他还得靠我们自己。《阅读契诃夫》这版薄薄的选本覆盖了契氏不同风格的作品，美丽的《玩笑》、《在别墅里》；心酸的《苦恼》、《男友》；讽刺的《套中人》；沉思的《灯火》…以及那些值得回味再回味的片段：

这苦恼是巨大的，没有边际的。要是姚纳的胸膛裂开，从中流出苦恼，那么，这苦恼像是能把整个世界都会淹没的，但这苦恼却偏偏不被人看见。这苦恼装进了这样一个渺小的躯壳里，甚至白天举了火把都看不见……

每个人的思想也是像这样的散乱无序，顺着一条线路在黑暗中伸向某一个目标，没有照亮什么，也没有让黑夜明亮起来，便消失在什么地方了——远远地跟着年华一起老去……

《灯火》中工程师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而讲述的故事，我没有什么共鸣，但他和大学生探讨的关于生命的意义的话题，大概每个人都曾为它彷徨过，值得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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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生长在一种以肥腿为美的文化里，那我们就可以舒服地躺着，展示着我们肥硕的大腿，恣无忌惮地大吃奶昔和奶油，享受着生活中的每一天。

但是实际上，我们生活在甚至羞于将阴道说出口的文化里，我们避免提及，不敢正视，因此才有了“那个”、“那东西”、“那地方”。而这，正是作者写作的初衷之一。
独白之五批判在某些落后国家（尤其是非洲）仍然保留着的“割礼”的习俗，进一步提及了阴道检查对阴道造成的伤害：

为什么要用手电筒照在那里，就像是在一个山洞里寻找什么宝贝。为什么要用那种不人道的U型蹬?为什么要把那冰冷的鸭嘴钳插进里面?为什么要这样?……“躺下来，让你的阴道放松!”为什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那简陋的冰冷的鸭嘴钳塞进里面，我不想。

“U型蹬”、“鸭嘴钳”（应该也叫“阴道窥器”），甚至是那命令放松的口吻，我现在还感到无比亲切。因为三周前，我在妇产科实习。忽然，我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学一点医学，如果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了清楚的认识，那么伊芙也必不那么辛苦地去当“阴道卫士”了。
而读过全本的人，又怎能忘记独白之十一中那首脍炙人口的诗：

因为那是阴道，
所以那颗心能够牺牲一切，
它能够宽恕，能够修补，
它能够改变形状，让我们进去，
他能够舒展张开，让我们出来，
就是那阴道啊，
它为我们疼痛，它为我们伸展，它为我们死亡，
它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这个艰难的奇异的世界流血。

之于剧本，我更想去看话剧。去年，厦大中文系的学生曾自导自演过，可惜我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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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及目前学生干预政治问题，他明确表示：“学生可以研究政治批评政治，或者索性走出学校去参加政治，地上或地下都可以，但不可以牺牲学业的罢课方式来干预政治。”
• 胡适在《华北日报》发表谈话：“…但以罢课为手段，希望罢课就把复杂难解的政治问题解决，实在是不可能的。罢课是最愚笨而不易收效的武器。”

无独有偶，程法德在《我所知道的胡适姻亲》中回忆说：
“先母在沪病危，来信嘱我速返沪见一面，我向胡适告别，想不到胡适竟劝我不要回去，他说：‘你又不是医生，回去有什么用？读书要紧。’我未听劝告去沪奔丧后回到北平，胡适早已写好了一张名片送给学校领导，要求准许我补考课程。”
这些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看起来胡适反对任何影响到读书、学业的事情，无论这些事攸关国破还是家亡。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胡适生而有之还是他在经历了某种变故以后留下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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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若你从不知道有小王子的存在，可以先到这里去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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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维基百科（方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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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

原先我对自己的记忆力很有信心，中学六年，语文考试里的名句默写一项，我极少失分；但这种自信随着进入大学、接触到我的专业之后就烟消云散，尤其从大二接触到专业基础课开始，《系统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再列下去要爆炸了），我的记忆力似乎一年不如一年。对记忆力下降的焦虑往往在考试复习前夕达到顶点，所以在这个blog里记录过的几次考试，我分别用的是这样的标题——上来透口气、结束、考试结束，久违的假期、final exam，心境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不少老师开导过我们，本来医学生的学习任务较重，做到“重要知识点记心间，一般知识点在哪边”就可以了。这话听起来没错，但当别人问你“绿脓杆菌”是什么的时候，难道告诉他“你去《微生物学》查一查看”?拜托，就算没学过医，也可以猜到绿脓杆菌是个细菌啊。所以，我异常以及十分的困惑：这几年用来学习的时间好像是白费?这困惑由来已久，而我也总不能老像阿Q那样自我安慰。

分析问题

无意中在网上碰上一个flash，说是测记忆的，但不怎么严肃。一共八题，并不容易回答，我的测试结果是答对六题。
对第一幅图，我关注的重点是有几个豆荚和几颗豆子，却没想到问的是露出豆荚的豆子（凭视觉暂留的效果，只能肯定右面4颗是露着的，而总共只有8颗豆子）。排除C、D，蒙了个B。
第二幅图，依然是蒙的。受第一题的影响，我本想关注细节，却发现没什么细节可关注的，浪费了时间。印象里只觉得出现过橘色，最后竟蒙对了（白色），不知道这算不算记忆（不知道自己记得的记忆）?
第三题，由于比较紧张，记住了主人公住在建国北路，办公在民生东路，记住了罗斯福路，却没记住其相应特点，后面的一系列路都没太多印象。答错。
第四题，第一反应是找相同数字，后来发现不现实，不如直接记住全部数字（我是以5——4——5来拆分）。
第五题，只注意英文字母parrot了，记得鹦鹉在画面的左侧，凭直觉选择“向右”。
第六题，我注意到4组数字只有中间一位有3个不同的数字（分别是8，7，4，8）。
第七题，完全没头绪。答错。
第八题，在看介绍文字的时候抓住关键词即可。
虽然这些题目未必科学，但从结果还是能找到一些规律的：
比如，我唯一确定答案的第四题和第六题，都是数字题，说明我在记忆数字这方面比较擅长；
比如，我答错的两道题，第三题和第七题，都是文字题，而且在看题的时候心慌意乱，不知从何处入手；
比如，三道图片题，我都不是很肯定，大多凭直觉选择，我不清楚这直觉里，是否有记忆的成分?
以前我也曾总结过自己记忆的特点——对数字（手机号、生日之类）敏感；对人名敏感；对人脸不敏感；对剧情不太敏感；对歌词不太敏感；对旋律一般；无意记忆的效果不错，有意记忆的效果也不赖。

解决问题

也许我该根据自己的记忆特点，更好的发掘记忆潜力?
其实我已经在有意无意中运用过一些记忆方法了，只是自己没有察觉。
备考思想政治类课程时，主要靠的是“死记硬背”——当然也要灵活一些，比如记住常用的句式，考试时可以自己往里套词；再比如记的时候不光靠眼，耳口手并用——我的常用方法是前几遍用读，最后大致默写一遍。
备考逻辑性强或条理性强的课程，可以适时把目录在脑海里过一遍，或者在睡前一小时和舍友一起回顾、互相提问。
当然这些方法都挺大众的，而且也不是新鲜说词。至于寻找针对适合我自己的记忆方法，仍然任重道远。

不过我始终坚信的是，虽然咱没有天生“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本领，只要不抛弃、不放弃（这话怎么这么耳熟?我可得先声明我并没看过《xx突击》），一目一行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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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段祺瑞与“三一八”
“三一八”惨案为人们所熟知，大概是由于鲁迅先生那篇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而彼时执政的段祺瑞政府，自然被各界人士严厉谴责，但是段祺瑞在惨案发生后的表现，大约并不为人所知。

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惨案发生后的十年中，段祺瑞都不吃荤腥，至死不改。1936年，他的身体十分虚弱，病痛不已，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则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食素如故，最后不治而死。

先不说段祺瑞出于什么动机作出上述反应，但看他对自己的承诺的兑现，也知我们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绝对不能片面。

2.杨靖宇和岸谷隆一郎
先看日本人对杨的评价：关东军的绝密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杨靖宇头脑清晰，富于组织之天才，军事手段狡颉多变，极具威胁”；关东军总司令武藤信义仔细阅读关于杨靖宇的资料，只说了一句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杨靖宇！”
关于杨靖宇的牺牲，我依稀记得小时候读过的版本里就有“敌人剖开他的肚皮，发现只有树皮和棉絮”这样的情节。而这个破开杨肚皮的人，就是时任伪满洲国通化省警务厅厅长、日军围剿杨靖宇部队的军事总指挥的岸谷隆一郎。
书中有一段更为详细的描写：

杨靖宇牺牲后，杀害他的凶手之一日本警佐西谷半个多小时没敢靠前，他甚至不敢相信打死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杨靖宇。当得知确实是杨靖宇时，他没有一点快乐感，反而呜呜地哭了起来。
杀害将军的另一个凶手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也充满困惑：杨靖宇究竟靠什么在断粮半个多月且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下坚持战斗这么长时间?他怀着敬畏的心情，用军刀划开了杨靖宇的胃，里面只见到树皮和棉絮。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默然无语，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
岸谷隆一郎此后穷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也越来越深。他最后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剖腹自杀。在遗嘱中，岸谷隆一郎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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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首先对于spss中的基本操作步骤要了然于心，数据文件的建立（包括数据编码、定义变量、数据录入、数据文件的存储），数据文件的编辑（搜索变量、插入及删除变量、排序、record变量、数据文件的拆分及合并），清理数据这些基本功应掌握牢靠。
1.处理数据之前，最重要的是分析数据资料的特点。不会分析资料，也就永远不会SPSS（或者说是统计）。
2.一般来说，拿到资料，先判断其实定性资料还是定量资料。但在进行spss的时候，我建议先关注其是原始资料还是频数表资料，因为这涉及选择统计方法之前的处理。若是频数表资料，切莫忘记进行“weight cases”处理。
3.定性与定量。定性资料一般采用卡方检验，而定量资料可用t检验（单组或两组数据）、方差分析（三组及以上数据）、非参检验。
4.正态性检验。为何要进行正态性检验？因为t检验和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是资料呈正态分布，如若不满足，则要使用非参检验。进行正态性检验有2种方法，一是explore，一是one sample K-S test。（一个注意点：在两组独立样本的t检验以及方差分析中，进行正态性检验前要“split files”，检验完毕之后千万不要忘记取消“split files”）
5.t检验。主要是单一样本的t检验、配对样本的t检验和2组独立样本的t检验。具体选择那种方法要根据试验设计而定。
6.方差分析。没什么需要多讲的，如若要进行三/多组中的两组数据比较，可将变量值设为missing（此法在后面的卡方检验之R×C表中也有应用）。
7.卡方检验。对于（普通）四格表，重要是会根据资料条件看结果。T>5且n>40时，看Pearson Chi-square；有一格T<5但n>40时，看校正值Continnity Correction；n<40时，用的则是Fisher确切概率法，看Fisher’s Exact Test。对于配对四格表，有两种方法求解。一是corsstabs->McNemar；一是Nonparamentric->2 related samples->McNemar。至于R×C表，毋需再多言。
8.非参检验。包括配对样本、两组独立样本、多组独立样本。spss上的非参检验没有手动计算那么复杂，只需在Nonparametric菜单下寻找相应方法即可。
9.相关与回归。涉及到这一大命题最好先做散点图，看看数据的大致趋势。如用线性相关，先做正态性检验，正态用Pearson，非正态用spearman。如用多元相关及回归，则需对变量进行转换，建新变量。最后要懂得分析回归结果，方程是否有意义（由方差分析可得），根据结果列出回归方程（所以说对于基本的概念如偏回归系数、标准化偏回归系数、复相关系数、确定系数等要熟知）。
暂时写到这里，以后想起什么再做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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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洛夏墨迹测验：洛夏(Hermann Rorschach，1921)所创，国外有时称洛夏墨迹(Inkblot)测验，或洛夏技术，或简称洛夏，国内也有多种译名，如洛夏测验、罗夏测验和罗沙克测验等。
现在西方有几种洛夏测验墨迹图, 但公认的还是瑞士第一次出版的10张图。几十年来对洛夏测验作过许多信度和效度的研究，从心理测量学观点看,结果并不理想。洛夏测验的信度和效度研究，可能还有待方法上、包括人格分析方法上的进一步发展，才可能改善信度和效度的结果。
洛夏测验从1921年起至今80多年，已发展了五个主要系统。在50年代用得很多，60年代有所下降，80年代有了综合系统，成为通用方法，研究者作过评价，可能都不是最终评价。在这里能够说的，此测验的性能是广谱的，可用来评估人
格功能，并且还能了解认知方面的潜能。由于对使用者的技术要求较高，因此限制了使用率，对临床家来说，希望研究者们不要增加过多的手续和术语，而是增加多一些的经验效度，便于作临床应用解释。
或者参见百度百科的解释，这里有更详细的说明。

#上面提到的10张图可以在这里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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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米勒1907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波基普西，起先作为当时有名的摄影师如Edward Steichen, Hoyningen-Huene和Arnold Genthe的模特而进入纽约的摄影界。

1929年她前往巴黎，与著名的超现实主义摄影家曼·雷（Man Ray）[1]共事，并成立了自己的摄影室。她以肖像摄影师和时尚摄影师的身份被人们熟知，但她最为不朽的作品当数超现实主义画像。她于1932年返回纽约，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运作了两年，取得巨大成功。直到她嫁给埃及富商Aziz Eloui Bey并随他前往埃及生活以后，才把工作室关张。她醉心于长途沙漠旅行，拍摄了很多关于荒村和废墟的照片。在1937年一次赴巴黎访问时，她邂逅了Roland Penrose，同样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后来Roland Penrose成为了李米勒的第二任丈夫，李随他到希腊及罗马尼亚等地游历。1939年二战爆发前，她曾离开埃及前往伦敦小住。她和丈夫迁入新居，不顾美国大使馆的命令，返回美国并在《Vogue》担任自由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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