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总认为，要了解一个事物，莫过于从定义入手。所以，当我第一次知道“维基百科”的存在时，我迫不及待地键入了public health，想知道这个权威的百科全书对公共卫生是怎么解释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经典的Winslow定义：“public health practice as the science and art of disease prevention, prolonging life, and promoting health and well-being through organized community effort for the sani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control of communicable infections, the organization of medical and nursing services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prevention of disease, the edu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personal heal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machinery to assure everyone a standard of living adequate for the maintenance or improvement of health.”尽管它很长很详细，但我还是觉得抽象。不过，它可以作为我向别人解释自己专业的范本：公共卫生就是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控制传染性疾病、教育人们关于个人卫生的知识、组织医护力量对疾病做出早期诊断和预防治疗，并建立一套社会体制，保障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能够享有维持身体健康的生活水准。当然后来我明白了，定义并不是绝对和唯一的，对一个事物的理解，单纯依靠定义远远不够，因为那不过是某个人自己的观点，恰好它又说中大家心里的共通之处而已；那每个人还剩余的一点点不同的想法呢，就悄无声息地被埋没了。

然后，我开始把眼光投向了历史。历史虽然无法被改变，但可以诉说。黄仁宇先生在写作《万历十五年》时提出了“大历史（macro-history）”的概念，此君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构成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他国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这是一种宏观的、站在高处看问题的思路。我觉得，看待公共卫生亦应如此。医学初生之际，公共卫生已伴随左右，只不过彼时还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及至后来从医学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学科不过百年，但此中情形，常人不难想象：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就已意识到水、空气、地点、饮食等多种因素均会影响人的健康；古罗马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建造起相当完善的水管供水系统；当14世纪整个欧洲陷入黑死病制造的恐慌时，聪明的法国人发明了粗糙的检疫制度；而统计学和流行病学的起源和发展，让我们能够科学地掌握群体情况。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一点：随着技术的进步，公共卫生体系的范畴也在逐渐扩大。渐渐地，有了所谓医疗系统，有了所谓疾病监测系统，有了所谓卫生立法机制……所有这些，一点一点完善了公共卫生。

也许，我们是幸运的。在误打误撞进入预防医学专业，懵懵懂懂不知公共卫生为何物之际，我们的祖国大地上，正接二连三的有公共卫生事件发生。03年SARS席卷全国留下的阴影还未散去，禽流感、手足口、甲型流感便接踵而至；这边吉化爆炸处理不当致松花江污染，那边太湖蓝藻大爆发；人们尚在埋怨黑心商贩竟把奶粉作假，不料行业潜规则原是往里加三聚氰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从未像现在这样热衷扎堆，好像一夜间我们知道了“公共卫生”这个概念，然后第二天发现，原来公共卫生无所不在。事实上，我们不过在走别人走过的老路：100年前，美国的厄普顿·辛克莱、卡森等估计从未料到他们的作品《屠场》、《寂静的春天》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更促成了FDA、EPA的成立；50年前，日本在战后高速发展之际，接连出现一系列怪病（后来大家所称的水俣病、痛痛病等），在世界八大坏境公害事件中占了四席之多……事实上，公共卫生事件的不断增多，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良副产物，一方面也是由于体制的透明度不断增加。而这，正呼应了维寇的观点——公共卫生的历史是不断地重新定义“不能接受的”的记录。社会对各种健康问题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作出不同反应取决于这些问题是否超越当时社会的容忍程度，当健康问题从社会“可容忍状态”转变为“不能接受的”状态，社会就会采取集体行动，作出公共卫生反应。那么，从生活中，我所认识到的公共卫生，可以一句话概括：凡是涉及人的健康的领域都是公共卫生的研究内容。我一直认为，五年的学习最终应把我们培养成对各类健康议题具有敏感度与行动力的公卫人。

很久之前我看过一本《无效的医疗》，作者本意在批判过度医疗的坏处，但里面提到的一个细节让我思考了一些问题。英国社会医学家托马斯·麦奎恩得出这样研究结论：肺结核的消退约有92%是归因于生活状况改善，而抗生素应用只占8%。抗生素可算20世纪医学界最轰动的发明之一，难道说现代医学真的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具有影响力？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公共卫生的强大力量。现代医学是否遭遇了“瓶颈期”？各类学科都在向宏观以及微观方向发展，医学也不例外。但我却越来越觉得，医学领域的研究分类越细，成果越多，可用的或者说有用的却越来越少？现在看来，公共卫生领域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基础研究可能会使论文、成果频出，但公共卫生，难道不是一门应用学科，难道不应把重点放在如何把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可应用的成果？

笔走至此，似已离题万里。那么说回来罢。其实，公共卫生离我们很近，它存在于我们吃的饭菜、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存在于居住的环境、工作的场所，存在于制度、政策、法律，也存在于每个公共卫生工作者的心里。

注：本文之所以如此主旋律，缘于它是学完某课程后需上交给老师的心得。篇幅所限，不少地方可以拓展开去，暂留日后详谈。